2026年7月23日，菲尔兹奖获得者中国数学家邓煜（左一）、王虹（右一）、美国数学家约翰 • 帕登（左二）和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 • 齐默曼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合影

文/《环球》杂志记者 罗毓（发自巴黎）

编辑/胡艳芬

在2026年菲尔兹奖颁奖礼上，中国籍数学家首次站上这项数学界最高荣誉领奖台，王虹、邓煜的突破令国内学界振奋。回望王虹的科研轨迹，除受益于国内扎实的基础教育与海外深造经历外，她在法国接受的精英学术训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虹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的突破性成果摘得菲尔兹奖，她曾先后就读于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萨克雷大学（原巴黎第十一大学），2025年受聘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终身教授。

数百年来，法国数学界人才辈出，在国际奖项、学术产出、高校排名中稳居世界第一梯队。获奖热度退去之后，学界开始进一步思考：法国何以长期保持世界顶尖数学科研实力？又能为其他国家基础数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哪些镜鉴？

法国是培养顶尖数学家的沃土

回望历史，从17世纪的费马、笛卡尔、帕斯卡，到18世纪的拉格朗日、傅里叶，19世纪的庞加莱，再到20世纪的嘉当、托姆等，法国在几百年的数学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当代法国在国际数学顶尖奖项上收获颇丰。截至2022年，法国数学家共获得13枚菲尔兹奖牌，如果计入曾在法国求学、工作的外籍获奖者，总数达18枚，获奖数量仅次于美国。此外，法国数学家还获得5项与菲尔兹奖齐名的阿贝尔奖和1项高斯奖，显示出在全球数学界的广泛影响力。

法国是全球数学出版与学术交流重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统计显示，法国拥有约40种数学类学术期刊，其中不乏《数学出版》等国际顶级期刊。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高级委员会（HCERES）2024年底发布的《法国在欧洲和全球的科研地位》报告指出，在全球5本最具声望的数学期刊中，法国学者论文数量占比接近14%，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占比超过41%的美国；法国数学论文占全球同领域总产出的比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专业化指数为1.7。

高校学科榜单同样印证法国数学的硬实力。近5年中，在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数学排名中，巴黎-萨克雷大学连续两年夺得全球第一、三年全球第二；索邦大学两次位居全球第三；巴黎文理大学、巴黎西岱大学等院校也多次进入全球前十行列。巴黎-萨克雷大学官网曾这样比喻：如同乒乓球之于中国，数学深深根植于法国的文化中，追求卓越的数学在法国已成为一项“民族运动”。

“铁饭碗”、轻考核和学术自由

法国数学的强劲实力，来自一套相互配套的制度安排。

首先，稳定教职、弱化个人考核，让数学家敢于深耕长周期难题。前巴黎西岱大学数学教授、现任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所长麻小南介绍，法国大学教师获得稳定职位后，只要不申请晋升，一般不会频繁接受以论文数量、基金项目和排名为标尺的个人考核。教师虽然也需要完成教学任务，定期汇报工作进展，但相关评估更多针对实验室或研究单位整体，不对每一位教师开展年度排名与奖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教授梁永祺，曾任职于巴黎西岱大学，他表示，重大基础数学难题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余年才能取得突破。频繁考核容易迫使研究人员选择风险较低、能够迅速发表论文的课题，而不敢投入精力去啃真正有价值的重大问题。

其次，科学决策与行政决策相分离，学术评价交给专业共同体。曾执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近20年的法国数学家让-皮埃尔·布尔吉尼翁说，在该机构，科学理事会决定招聘哪位教授，行政理事会原则上无权干预具体人选，只负责判断是否有足够经费支持招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大学的人才选拔，也主要依靠专家委员会。行政层面可以确定重点投入的大科研领域，但具体资助哪些研究人员、哪些项目，主要遵从学术判断。

再次，提供基本普惠的科研经费。麻小南说，法国为教师提供兜底基础科研条件，比如数学系会为教师提供一定的日常科研、出差经费，金额虽不算高，但足够支撑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开展同行访问，不必非要拿到竞争性大项目才能开展研究。有能力和意愿的研究人员仍可申报欧盟等各类项目，但项目申请不是维持基础科研活动的必要条件。

最后，高密度、跨方向的数学家群体与高质量讨论班，促进思想碰撞。布尔吉尼翁说，数学不太依赖大型实验设备，最重要的科研资源是人。依靠长期基础研究传统、宽松学术环境与雄厚人才储备，法国汇聚了大批不同研究方向的数学家，使得交流碰撞成为可能。

梁永祺说，在此基础上，法国孕育出布尔巴基讨论班这类标杆式学术平台：领域专家系统解读同行的重磅成果，面向本国学界做深度讲解，打通不同分支的壁垒，帮助学界捕捉未来研究方向。

优化评价、普惠经费

多位受访学者表示，法国减少高频考核和行政事务，实施差异化人才管理，落实普惠性基础科研经费，做强高水平讨论班，推动资深学者坚守教学一线等经验，为其他国家进一步提升基础数学的原始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比如，麻小南建议减少每年围绕论文数量、基金项目和期刊等级开展的重复性考核，把个人评价集中到晋升、岗位竞聘等关键节点，强化对研究机构的中长期整体评估。

梁永祺建议减少高校教师在招生、学生管理、形式化课程建设等各类非科研事务上的负担，把时间还给科研人员。同时，不同层次的机构分类施策：普通教学科研单位可以保留必要考核指标；对于顶尖机构和人才，则给予更大学术自主权，允许其“自由生长”，因为基础数学重大结果很难提前规划设计。

学者们呼吁社会接纳基础研究存在失败与低效。基础数学探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法保证每位研究者每年都能产出可量化成果。一个科研团队中，即便部分成员长期没有亮眼成果，只要整体环境能孕育出少数世界级突破，这样的投入就具有价值。

麻小南建议为数学研究者配置基础运行经费，即便没有中标竞争性项目，也有机会参加会议、访问同行、邀请专家交流。基础数学资助坚持小额、广覆盖，与其把大额经费集中给一人，不如分给几位有潜力的研究人员，以此缓解恶性竞争，让年轻数学家可以沉下心做长期研究。

梁永祺还建议，邀请海外数学家长期或定期来华授课、支持跨校联合举办细分方向的专题讨论班；鼓励专家解读前沿重大成果；重视本科生讨论班与开放问题训练；构建跨城市、跨院校的稳定的学术共同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