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桂涛

编辑/胡艳芬

　　来非洲后，我一直在找一件真正的非洲木雕，一个曾在某个村庄摆放、在某种神秘仪式上使用过的木雕。我想把它放在案头，从它身上读懂非洲部族文化与宗教传统。

　　本以为不难做到，就像到法国买一瓶陈年葡萄酒，在中国买一件老瓷器。但后来发现，要在非洲买到真正的、原始的非洲木雕，并非易事。

　　从东非的内罗毕到西非的洛美，工艺品市场上堆满了各种木雕、面具，它们有粗犷的线条、丰富生动的表情、乌黑油亮的包浆。但很可惜，它们几乎都是新制作出来的。那些看起来有些年头的，也是用烟熏、土埋、虫蛀等方法做旧，只为让游客“买个感觉”。

　　真正的非洲传统木雕在哪里呢？它们早已在巴黎、柏林和伦敦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里了，根本不在非洲。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量非洲艺术品随西方殖民扩张离开家乡。欧洲的军队、传教士、殖民官员、探险家和博物馆工作人员，把面具、雕像和青铜器一批批带回欧洲。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德国殖民统治喀麦隆期间，曾一直希望得到那件象征喀麦隆巴蒙王国国王王权、用贝壳和玻璃珠装饰的王座。1908年，国王迫于压力，命人复制了一张王座留存，将原件送往柏林。从此，真正的王座藏在德国博物馆，非洲国王只能坐在复制品上。

　　随后百余年，非洲人要凝视自己的传统，却要远渡欧洲。这种历史的荒诞，正如当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洗劫一空，留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无奈。

　　我的朋友、连云港非洲艺博馆馆长王少波一直反对我购买复制的非洲木雕。他认为，如果复制品能严格按原件的制式制作，至少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一种传统，但现在非洲市场上大多数复制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当下的非洲艺术品市场，很多木雕是为了迎合国外游客的审美与对异域风情的兴趣而凭空制作出来的。它们往往有极端不成比例的身体、夸张变形的五官、刻意制造的“神秘”符号。它们并非部族传统、信仰的真实反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游客一眼看上去觉得“这很非洲”。可以说，旅游业正在扭曲非洲的传统艺术。

　　被西方凝视和改变的非洲艺术，曾在百年前深深滋养过西方。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家从非洲艺术中获得了巨大的刺激和灵感。毕加索、马蒂斯、莫迪利亚尼等人重新发现了非洲雕塑中的几何、变形和象征性。原本被西方贬低为“原始的”“儿童般的”非洲艺术由此进入西方现代艺术史，成为现代主义的重要灵感来源。

　　其实真正的非洲木雕从来不只是一种艺术。非洲不同的族群有着严苛的雕刻传统与使用规范：什么样的形制对应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形象属于祖先，什么样的雕像用于祭祀、治病或成年礼，皆有仪轨。它们首先是被使用的礼器，其次才成为外界的审美对象。

　　但当非洲艺术进入欧洲，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身份转换。在非洲，它是一件有具体用途的器物，属于具体的土地和信仰体系；到了欧洲，它被按照风格、年代、产地和艺术家的名字重新分类，安静地放进玻璃柜里。

　　非洲木雕的流散，也带走了非洲的文化根脉。它们一旦离开了被雕刻、被使用、被敬畏的土地，便从“活着的信仰”沦为“死去的展品”。